第三二三六章 24K纯金人渣(二)

北域神灯 / 著投票加入书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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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明万历四十四年春天,数万江南民众围抄董其昌家,并一把火焚之,就因为他地主而且恶霸,横行乡里,豪门加之劣绅,作恶多端。

    加之子弟不法,胡作非为,家人仗势,狐假虎威,劣迹丑行,贻祸家乡。

    老百姓积怨之深,民愤之大,早就恨之切骨,奈何他身居高位,官官相护,奈何他财大气粗,爪牙众多,只好任其横行。

    但这年春天,由于他强纳民女,采阴补阳,拘押民妇,剥裈捣阴,出了人命案,遂遭遇这场农民运动式的抄家。

    在中国文人中间,为独一份,在世界文人中间,大概也是独一份。

    围攻民众,成千上万,四乡八里,啸聚而来,焚其屋舍,毁其资产,砸其牌匾,殴其家人。

    民抄董宦,野史流传,江南一带,家喻户晓。

    董其昌的文名虽甚,但不敌其秽名更大,是其一生中最大尴尬。

    能把老实巴交的中国农民逼到这个份上,这位仁兄的人渣程度有多高,便可想而知了。

    到了清朝,撰《明史》的张廷玉,下笔这位极富争议的前朝人物,是如实道来,还是隐恶扬善,大概颇费周章。

    作为识时度世、老道精明的官僚,作为极其聪明、极会来事的史官,既不能不说这件事,又不能直说这件事,只好求助于和稀泥了。

    第一,众意难违,董其昌的书法、绘画、题签,在其健在时,便奇货可居,人皆宝之,入清以来,更是朝廷科考、斋宫供奉、干禄求仕、苞苴贿赂的极品。

    第二,圣眷甚隆,不但为乾隆欣赏宗奉、赞誉备至、朝夕临摹,得其精神,甚至连康熙也是十分首肯的。

    两位帝王的赏识高看,撰史的他不能不下笔郑重,干吗哪壶不开提哪壶,据实直书其臭其丑,惹得年轻气盛而且特别自负的主子不开心呢!

    董其昌的官宦生涯中,也有值得称道之处。

    譬如其尊师恤老、仗义行事:“举万历十七年进士,改庶吉士。礼部侍郎田一俊以教习卒官,其昌请假,走数千里,护其丧归葬。”

    譬如其教授东宫,敢于直言:“皇长子出阁,充讲官,因事启沃(为帝王讲解开导的意思),皇长子每目属之。(大概董其昌对朱常洛讲了书本以外不该他讲的话),坐失执政意,出为湖广副使,移疾归。”

    譬如其天启年间,“时修《神宗实录》,命往南方采辑先朝章疏及遗事,其昌广搜博征,录成三百本。又采留中之疏切于国本、藩封、人才、风俗、河渠、食货、吏治、边防者,列为四十卷,仿史赞之例,每篇系于笔断”。

    这些论述都收在董其昌的《容台集》中,可以看到董其昌在政治上的见解、在军事上的谋划、在经济上的韬略。

    尤其在涉辽事务上,对努尔哈赤之崛起,对边外女真之扰边,多倡防范抵制之策,颇有未雨绸缪之计,稍后一点的晚明志士黄道周,为此书作序时,也承认对董认识之不足:“昔者睹先生之未有尽也。”

    所以,清廷修《四库全书》,因此书多有触犯清政权的忌讳,而被列为禁书。

    这便是董其昌光鲜的一面了,“性和易,通禅理,萧闲吐纳,终日无俗语”。

    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儒雅潇洒、洒脱斯文的成功艺术家,在《笔断》的宏论谠议中,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深谋远虑、远见卓识、抱负不凡、真才实学的成熟政治家。

    从万历十七年举进士,时年33岁,一直到崇祯九年逝世,享寿81岁,非常巧合的是,董其昌政治生涯开始之日,也是他艺术生命肇起之时。

    据说,那年科考,他名列第一,但是他试卷上的那笔字太蹩脚了,主考将其改列第二,这使他大受刺激,从此埋头练笔。

    华亭本是书家云集之地,具有天赋的他,很快就出类拔萃、扶摇直上,并触类旁通,兼及绘画,直追前人。

    于是,声名鹊起,视为一时之俊。

    这样一位看来完美的人物,在其五十年的官场活动中,虽然他玩政治的段位很高,虽然他搞权术的智商很高,尤其他公关的实力相当雄厚,他的字画就是无往而不及的利器。

    然而,在权力中心这个高危领域里,而且是风险指数最高的朝廷中间,聪明以至于狡猾如董先生者,也有难保藏掖得不够严实之处,于是,人们便看到他不完美的负面形象。

    董其昌在官场上的得意、政治上的跃进,是不大令人信服的。

    他所担任过的湖广提学副使、督湖广学政,以及谢绝不就的东山副使、登莱兵备、洛州参政等职,都是相当显赫的差使。

    接着继任的太常少卿,掌国子司业,随即擢本寺卿,兼侍读学士,更是人皆艳羡的宠遇。

    最后,竟升迁至蓝鲸的影子内阁中拜礼部尚书。

    南都虽无实权,不是肥缺,但个人名位却因此水涨船高。

    当他风头最劲时,谈禅解文、读碑作画、花前题字,月下吟诗,可以形容为京师第一忙人。

    那时,要是有报纸,有电视,他绝对是头版头条的新闻人物。

    就看他既是铁杆东林党人王元翰、创党前辈赵南星的座上客,经常请益,差点把门槛踩破,又是东林人士所看不上眼的李贽、公安三袁、陶望龄、焦竑、陈继儒的老朋友,来往密切,吃喝玩乐、高谈阔论;他既是首席阁臣周延儒的知音,得其庇护,又是大学士叶向高的知己,受到垂青。

    能够不分兰莸,走动两府,正邪通吃,皆表忠心。

    他不但出力支持为人所鄙视的阮大铖,为其奔赴说项,甚至对内廷有实力、有头脸的宦官,也断不了联络巴结,趋迎邀好。

    尤其对魏忠贤,更是卖力逢迎。

    “当其盛时,尝延玄书画……魏珰每日设宴,玄宰书楹联三、额二,画三帧……魏珰喜甚。”……

    总而言之,其骑墙左右之得心应手,其人前人后之两面三刀,其八面玲珑之奔走讨好,及其书画墨宝的凌厉攻势,可谓无坚不摧、无攻不克、无求不应、无往而不利。

    尤其他身段灵活、进止得当,有可为时京师活动,无可为时作画卖钱,有险情时回乡避风,有压力时逃遁江湖,官越做越大,钱越捞越多。